王卫斌

中央苏区消费合作总社旧址

江口外贸分局旧址内景

“苏区第一海关”——江口地方政府执行“左”倾路线，把来自白区的商人以间谍罪论处，抓起来游街示众。——《封锁线上的交易》剧照

商务者，国家之元气也；通商者，疏畅其血脉也。农不出则乏其食，工不出则乏其事，商不出则三宝绝。正所谓：无农不稳、无工不富、无商不活。

苏区时期，国共两党不独以兵为战，且以商为战。面对国民党的兵之并吞、商之掊克，中共一手抓军事，一手操商务，从两条战线展开绝地反击。苏维埃政府严格遵循经济运行规律，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，大力推行公营、合营和私营商业并存的开明政策，促进商品生产与流通。广大红色商人拿货物当兵刃，以资本作糇粮，持筹握算通委财，舍生忘死调缓急，为发展苏区经济、保障军民生活、巩固红色政权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匡乱反正，补偏救弊

1927年8月，大革命失败后，中共召开“八七”会议，认为国民政府已经从革命的政权机关，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执行机关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完全走进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营垒，由此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，作出了争取小资产阶级、团结一般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决定。但在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，却又主观地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成了绝对的反革命势力，店东、小厂主，以及所谓的中小商人，也是革命的障碍，应当毫无顾惜地予以歼灭。

此后很长一段时期，中共的工商业政策虽然见善必迁、过而能改，但始终没有跳出把商品经济、剩余价值等同于资本主义剥削的思维定势，党内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思潮逆流涌动。在国民党残酷的军事“围剿”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下，苏区各地有识之士纷纷奋袂而起，为救亡图存、富民强兵奔走呼号、钩深索隐。

毛泽东顶住压力，率先在湘赣边界试行自由交易、公买公卖、保护中小商人做买卖的宽松政策，通过改造遂川草林圩场、开辟宁冈大陇圩场、创办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公卖处等措施，有效地沟通了赤白区物资交易，活跃了当地经济，为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，提供了可靠的财力、物力保障，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一枝独秀。

1929年3月24日，红四军攻占闽西商业重镇汀州，毛泽东亲自拟定、颁布《告商人及知识分子》文告，宣布“取消苛捐杂税，保护商人贸易”的城市政策。7月25日，他又在上杭蛟洋主持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，通过了一项保护城乡大小商店和中小商人的《政治决议案》。9月28日，中共中央也给红四军前委发来指示信，首次明确要求保护工农经济流通，对城市中小商人不再举行经济没收。

1930年2月7日，红四军前委与赣西特委在江西吉安陂头召开联席会议，颁布《通告第一号》，进一步拓宽了中小私营工商业者的保护范围，提高了豪绅地主兼营工商业的政治待遇。同年5月，毛泽东深感自己对于商业一知半解，特地花了20多天时间，对寻乌县城的社会经济现状作了一次深入、细致的调查，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，为随后召开的“南阳会议”排除“立三路线”干扰，制定正确对待商业资产阶级的策略，提供了重要的依据。

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，临时中央政府制定、颁布了一系列保证商贸自由的法规条例，许以借贷扶助、免征减税等优惠政策，鼓励私人资本投资兴业，参与苏区经济建设。但是，与此同时，以王明为代表的“左”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也在逐渐扩大、蔓延，地主、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被完全剥夺，私营工商业主被打入另类，无权选举代表参政议政；机械地执行过高经济要求的《劳动法》，大幅提高营业所得税的累进税率、降低商业税的起征点，对私有资本采取“吃完再说，不管将来”的不负责任态度……

凡此种种无异于自杀的左倾经济政策，与国民党反动派的“杀死政策”、“饿死政策”内外夹击，犹如猛兽吞狐、泰山压卵，严重削弱了苏区的经济力，损害了中共的形象，动摇了红色政权稳定的根基，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毛泽东、张闻天、陈云和刘少奇等人的严厉批评和坚决抵制。到了后期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王明、博古等始作俑者也翻然悔悟，意识到过早消灭资本主义的危害性，开始着手修正、补充犯有左倾错误的《劳动法》和税收政策。

然而迟了，1934年10月，中央苏区局势急剧恶化，经济先于军事彻底崩溃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，实施战略大转移。长征胜利结束后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陕北成立了西北办事处，一反过去将私营业主当作革命对象的常态，郑重宣布免除一切工商业捐税、关税和营业税，敞开输出除粮食、军用品之外的所有生产品，允许苏区内外正当的大小资本家投资各种工商业，并享有充分的经营自由和选举、被选举权……至此，年轻幼稚的中共历经劫难，在政治上已经日臻成熟。

商者无域，相融共生

由于苏区大多地处穷乡僻壤，地理环境封闭，民众性格保守，“尚农业，罕事工商”，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，商品经济本来就很脆弱、落后。零星散布的中小商人出其汗，积微资，连接城乡，沟通产销，构成了商品交换与资本流通的主体。

土地革命爆发伊始，根据地内的私营工商业更是首当其冲，店铺、账簿被烧毁，钱财、货物被没收，商人死的死、逃的逃，有的甚至弃商从戎、反戈为敌。盲动过后，灾难性的恶果很快呈现：物资断流、市井萧条、民生凋敝，红军被孤立，生存受到挑战。

中共“六大”吸取教训，及时调整方针政策，提出“保存商业的货物交易，战胜均产主义的倾向”。毛泽东颁布“三大纪律、六项注意”，要求部队“只打土豪，不打商人”，力戒强买强卖、欺商霸市和侵店越货等陈规陋习。红四军二十八团有个司务长为补商贩一分钱，硬是兴师动众找遍了整个大陇圩场；而另一个司务长因谎称没带钱，赶走了葛田乡水东村群众一头猪，竟被红四军军委处以极刑。

1929年1月14日，在国民党大兵压境、经济无出路的情况下，红四军主力被迫离开井冈山，外线出击赣南、闽西一带“打圈子”。尽管沿途“无党无群众”，部队给养断绝、疲于奔命，但他们依然坚持宣传民权革命思想，行军、作战、宿营、采购，对商人秋毫无犯。

针对武北区及杭武第六区随意扣押过往商船、没收白区商人货物、“自己封锁自己”的过激行为，闽西苏维埃政府两次发出通告给予严厉批评，并责令照单退还货物、补偿损失。闽浙赣苏区在创建之初，也曾发生过没收浙江、福建盐商食盐和马匹的事件，方志敏闻讯后把负责人怒骂了一顿：“你们这次吃了人家的东西，人家下次就不来了，简直是杀鸡取卵！”并指示他们要学会跟白区商人交朋友、合伙做生意，今后白区商人出入根据地不再受刁难，若能交来紧缺物资，不仅不征税，还要付给相应面额的兑换券，凭券可以优先选购根据地的特产。

苏维埃政府鼓励、保护私营工商业不含糊，“对资本家实行让步”，“使他们有利可图”，极大地调动了红、白区域间大小商人的积极性。他们“八仙过海、各显神通”，有的肩挑背驮，有的船载水运；有的假扮乞丐、僧侣，有的伪装国军、豪绅；有的把食盐藏在粪桶夹层里，有的把药材埋进动物尸体内……想方设法输出苏区多余的农副土产，舶入白区必需的日用百货。其手段之多端、行动之隐秘；成分之复杂、关系之微妙，令国民党当局气急败坏：“奸商土劣贿买放行，各机关亦闻有朋比为奸！”而又无可奈何：“是民是匪莫可辨认，一概拒绝殊有为难。”

随着经济政策的不断丰富和完善，曾经一度遭受破坏的的私营工商业得以迅速恢复、蓬勃发展。在“红色经济特区”赣县与“白色堡垒”赣州交界的江口港，每逢圩期都有上百艘赣州商船在此集结，“广裕兴”、“广益昌”和利民百货等商号，凭借广东军阀陈济棠、李振球的特殊后台背景，半公开化地跟苏区开展大宗货物交易，月营业额逾百万元。“红色小上海”汀州城区商店林立、货如轮转，私营商铺多达367家，还辟有2个大型市场，每天千商云集、万民潮涌，仅大米一项，日交易量就在六、七万斤以上。赤白区物资交易日趋活跃，供销两旺，苏区境内商贾愈繁，设市愈盛，国民党煞费苦心炮制的禁运令成了一纸空文，丧尽天良编织的封锁网形同虚设。

苏区经济在夹缝里求生存、谋发展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，竟连一向挑剔的西方国家媒体也纷纷给予客观报道。美国《新共和周报》在1933年9月第二十七期发表了一篇题为《红色中国》的评论文章，声称：“苏维埃区域是处在比邻近军阀统治区域兴旺的状况，苏区的米粮收成要好些，捐税要少些，而沿江沿河的堤坊要高些。”日本《大阪每日新闻》也在同年10月14日刊登了一则《九江特约通信》，认为：“中国苏维埃区域人民的生活条件，比红色势力没有到那些地方以前要好些……”

利不亏义，有商不奸

俗话说：“无商不奸。”常言又道：“无利不起早。”商人的本质就是投机钻营、追求利益最大化。国共两党为了各自大而无当的主义，直斗得死去活来、争得天昏地暗，而商人只认“有奶便是娘”硬道理，趁机囤积居奇，垄断货源；贩贱卖贵，哄抬物价，大发战争财。他们每每以一担0.5元的低价从苏区购进稻谷，以一担5元的高价转卖到白区；然后又以一元7斤的低价从白区购进食盐，以一元0.7斤的高价转卖到苏区，一买一卖相递下来，在帮助苏区军民解套开锁的同时，毫不客气地掏空了他们干瘪的腰包。

为了维护苏区军民的经济利益，抵御投机商人的中间盘剥，平抑物价，稳定市场，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公营、合营商业，培植公平、公正的主导力量，对私营商业采取既放又收的灵活策略，加强必要的监管。

1928年5月，红四军利用打土豪、对敌作战所得物资和款项，在井冈山茨坪店上村创办了苏区首家公营商店——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公卖处，并发动群众集资入股，在大井、小井、罗浮等乡镇开设合作商业性质的公卖处。同年10月，赣西南苏区的吉安县东固区依靠政府拨款和群众集资，创办了苏区首家消费合作社。闽浙赣苏区早在1930年秋就开始面向白区开放市场，互通有无，次年夏又在赤白交界的边境村镇设立了苏区首批对外贸易处。中央苏区也相继成立了中央国民经济部、国家对外贸易总局和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等商业管理组织，分支机构遍地开花，业务范围包罗万象，有组织、有计划、多渠道地开展对外贸易活动。

商场如战场，战争年代的商场环境更险恶、情况更复杂，商人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。苏维埃政府为此专门举办培训班，从部队、军校和民间挑选军政素质过硬、德才兼备的骨干分子，培养、组建自己的专职商贸干部和秘密采办员、交通员队伍。这个特殊群体身处对敌斗争前沿阵地，操纵红色政权经济命脉，从事的是一门专业性很强、风险性很大的职业，他们既是物资供应工作者，同时又是政治工作者和革命的地下工作者，被统称为“红色商人”。

红色商人不以个人发家致富、招财进宝为目的，而以革奸铲暴、济世救民为己任，有别于古今中外任何贩夫走卒、市侩奸商。他们餐风宿水穿行于城乡之间，披星戴月奔忙在生意场上，没有回扣拿，也没有工资领。

兴国县长冈乡消费合作社的李奎应等经办人端自己的饭碗，替别人做义工，当地政府和群众心里过意不去，提出要从丰厚的盈利中抽给他们若干薪酬，但他们坚辞不受，认为简直是太小看他们了。

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亲手创建了苏区首家国营企业——中华钨矿公司，并亲自出马跟广东军阀和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谈判，以有利条件签订了钨砂交易秘密协定，几年时间出口钨砂4193吨，获利430多万元，并以货易货换取了大量战略物资。他财大权重，却甘做苏维埃国家的“守财奴”，从不乱花一分钱。他的胞兄毛泽东来视察工作、胞弟毛泽覃来探亲叙旧，也是粗茶便饭白开水相待，公私分明，手足之情“淡如水”。

红色商人既拿算盘又拿枪，较武论文又言商，有别于古今中外任何江湖镖师、黑道商帮。他们或化整为零偷渡津关险塞，或合抱成团硬闯秋荼密网，跟商贾讨价还价，与兵匪斗狠争强，安危不贰其志，险易不革其心。

赣西采运处主任程海存原本家境殷实，其父在萍乡城内开着一间“春和生”药店，但他不愿安常处顺、坐享其成，利用自家药店作掩护，为根据地采运物资、传递情报不计其数。在被敌人察觉、险象环生的情况下，他并没有及时见好就收、知难而退，最后不幸被捕遇害，祸及家族。在吉凶难卜、神鬼莫测的商战中，闽浙赣苏区的几百名专职采办员也大部分牺牲了。

就这样，红商与白商二惠竞爽，桴鼓相应；公营、合营与私营三位一体，辅车相依，各种资源万流归川，汇成江海，疏通了苏区大地的旺盛血脉，浇铸了红色政权的坚强肌体。中共在苏区时期的商业实践，有成功也有失败，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商业体系的建立与发展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。广大红色商人抱诚守真，见利思义；甘于奉献，勇于牺牲；毫不为己，专门利人，其功勋光照千秋，与日月同辉；其精神气贯长虹，跟天地共存……